东北亚历史和圣公会的回答

Crossing boundaries : 走向大同的实践性勇气

 李京来牧师(韩国圣公会首尔教区、历史学博士)

Ⅰ. 四类地形 – 版图的读懂

1. 记忆的地形: 8月15日

每年一到8月15日韩中日三国都在纪念这一天。但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纪念方式。中国把它记忆为“抗日战争胜利之日”,而日本为“停战之日”,韩国则把它记忆为“光复之日”。正如此每个国家对同一个事件所记忆的方式不同说明三个国家对待当前形势的角度不同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看法不同。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我认为在他们的记忆中心位置都有“战争”这一字眼。他们中的一方的内心里蕴藏着对抗侵略者取得胜利后的自豪感,而另一方则用停战的言语不想面对战败带来的冲击的心理。但依作者看,这些问题都应归咎于对待过去的现代人的看法。两个国家都以战争为媒介不知能不能完全治愈战争留下来的伤痕。

如果光从受痛苦的程度来考虑的话,我认为韩国比中国和日本所受到的伤痛更深。不要说国家已经灭亡,有些人强行被拉到侵略战争失去了生命,甚至有些人为了开展独立运动到中国和日本等国家,反而被误认为间谍或者被编到中国部队成员没有留下姓名就失去了生命。而且解放以后,因为这部分人不属于中国人,所以现在在中国他们的名字逐渐被遗忘。 这一切都是在殖民地支配下韩国人所要忍受的悲惨的命运。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光复”这个概念所含盖的不是我们已经解脱了痛苦,而是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痛苦的记忆当中解脱出来。

2. 政治地形:历史性会面以及之后

我在中国留学时候的2005年4月26日,抵达南京綠口机场的国民党主席连战用这么一句话表达了他第一次正式踏上中国大陆的感想“从台北到实际上不是特别远的南京,我们竟然用了数十年的时间”。1946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自国民党的蒋介石和共产党的毛泽东之间进行会谈后,过了60年的今天,互相对着枪口敌视的双方终于在今天为了实现“一个中国,统一中国”的共同目标,握起了手。国民党主席的正式访问结束后不久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正式访问了大陆。

不管是韩半岛的南北朝鲜问题还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两岸问题,从本质上看我认为都是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不管是中国还是韩国,两国问题都是西方和日本侵略遗留下来的殖民地问题。所以目前对东亚各国来说最关键的课题还是怎么样才能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好分割的状态。

当时目睹着两岸最高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过程,我回想起了2000年发生的一件历史性事件。当时我本人是刚上神学院没多久的新生。现在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六月的初夏,正好忙于准备应对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看到了在平壤机场南北两国领导人握起了双手。看到这样一个场景,我作为一个韩国人同时作为一个基督教人认真思考了一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从那时候起为了南北韩和谐统一,我开始关注了中国和中国教会,并以它为契机决定到中国留学。之后过了五年,2005年我在中国作为第三者看到了中国人对待统一的热忱。而且又过了五年的今天,我又看到了还挣扎在冷战深渊当中的韩半岛和所谓CHIWAN(China+Taiwan)的紧密关系。

3. 经济、文化地形: 日益增进的韩中日间交流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有30年的今天,中国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逐渐成为影响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国家。经济方面从韩中日的相互依存度来看,韩国已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国,而中国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国,日本成为韩国和中国的第三大出口国。正如此韩中日三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并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关系体。

<表1>各国出口对象中排名前五的国家

(单位:百万美元)

排序 韩国 中国 日本
国家 金额 国家 金额 国家 金额
总收入 2008年度总收入

422,007

2008年度总收入

1,428,869

2008年度总收入

784,587

第一位 中国 91,389 美国 232,761 美国 137,689
第二位 美国 46,377 香港 184,289 中国 125,433
第三位 日本 28,252 日本 102,116 韩国 59,728
第四位 香港 19,772 韩国 56,129 台湾 46,296
第五位 新加坡 16,293 德国 48,729 香港 40,450

资料来源 :韩国贸易协会 [贸易统计]

而且这一点不但没有局限于经济方面,在政治外交上其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在解决“北核问题”的过程中位于北朝鲜临国的中国的影响力逐渐加大。而且在文化和教育交流方面中国和日本是韩流盛行的重要国家,目前在韩中日三国国家留学生中三国所占的比率最大,这一点说明了其密切程度有多深。 虽然在一些地方因为网络上传播的不实的消息,双方之间产生过不友好的感情,但我相信未来在各个领域韩中日三国之间的交流将会越来越密切。

4. 宗教地形

2001年发表的世界宗教人口统计结果显示,世界上基督教人口的比率逐年减少,相反伊斯兰教的人口持续增加。据预测这种伊斯兰教人口的逐渐增加将持续25年。

然而我们在关注世界宗教人口中基督教人口逐年减少的同时还应该注意观察一个情况。那就是每个大陆的基督教人口的增减情况。100年前基督教绝对是欧洲人的宗教,以1900年为介点来看的话整个欧洲基督教徒的人数占世界基督教徒人数的70%。当时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是欧洲人,亚洲的基督徒只占4%。但是100年前占据绝大多数地位的欧洲基督徒的比例从2000年开始急速减少到29%,相反100年前没有多少基督徒的非洲,拉美,亚洲的基督徒人数占据整个世界基督徒人数的60%。这种“非白人化”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更加深化。

那么说东亚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呢?比如日本,基督徒没有什么变化总是停留在少数人口当中,但韩国和中国则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首先我们来看看韩国的变化。2005年人口统计结果如下。

<表2>韩国的宗教人口

(单位: 人)

大韩民国总人口数 47,041,434
佛教徒人数 10,726,463(22.8%) 较1995年增加  405,000个人
基督徒人数 8,616,438(18.3%) 较1995年减少  144,000(- 1.6%)
天主教徒人数 5,146,147(10.9%) 较1995年增加2,195,000(+74.4%)

资料来源:大韩民国统计厅人口调查统计(2005年)

比如中国,199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发表的文件显示天主教徒人数约为400万人,基督教徒的人数约有1000万人,而2005年发表的文件中发现基督教徒的人数约有1600万人。但是很多人对中国政府发表的统计结果表明了持疑态度。

举一个例子的话,华东师范大学的邓秀君教授和刘中为教授在2007年2月7日在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的文章中写到根据对大约4500名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实际存在的基督徒人数要比中国政府发表的人数至少要多3倍。但这些统计数据只是包括了三自教会在内的居住在城市的高学历层信徒,如果把居住在农村的低学历信徒和家庭教会的信徒全部都包括进去的话,这个数据将达到8000万人左右。如果再加上天主教信徒的话,中国信仰基督的人数估计会达到一亿三千万人。而且不同于主张贫困和宗教连接在一起的马克思宗教理论,最近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城市的中产阶层中信徒人数逐渐增多。

Ⅱ. 两种地图 – 寻找东亚传教学的发展方向

我们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时一般靠的都是地图。 因此地图必须反映实际情况。但地图有的时候根据我们的需要或被夸张或被缩小或被省略掉。 比如地铁路线图,最重要的是我们上下车的地铁站的准确标识。如今认真思考东亚传教情况,特别是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和未知地的北韩我们应该绘制一副怎样的“传教地图”的时候,我本人想从两个不同的传统思想层面来简略地考虑这个问题。第一个是“耶稣会的传教神学”,另外一个是CMS(Church Mission Society)的传教理论即中国教会的正式神学“三自神学”。如果说前者在东亚国家算是纵轴的话,那么后者可以说是横轴。

1. 耶稣会的传教神学

受从1583年开始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中国传教影响,最初改为基督教的中国基督徒基本上由南京和北京的社会官僚阶层和士大夫来构成。尤其初期在中国基督教领导者中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杨廷筠(1562-1627)等三个人是被在中国活动的耶稣会传教师称作为“开教三大柱石”,是高级官僚或者属于正统士大夫的人物。在这三个最初当选为中国基督教领导人当中徐光启这个人从明朝职位排序还是从活动范围来看都能算是占据重要地位的代表中国第一代教会的人物。有关他的评价,明朝的历史记录之『明史』中评价他为信奉番夷宗教的反儒教的人物,而如今在大陆历史学界则把他评价为明朝末期为了拯救受压迫的农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帮助提高粮食生产量、改善水利设施,为后人留下功绩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典范。

那么明末清初对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基督教产生过强大影响力的以利玛窦为首的中国耶稣会传教士和他们这些人的灵性方面、神学方面的地图又会是怎样的呢?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灵性方面的地图。

耶稣会传教士的灵性地图来自耶稣会的创建者依纳爵(Ignatius of Loyola)。1521年在战争中受伤后回故乡的依纳爵在阅读圣人传和耶稣基督生平的过程中走进了悔改的旅程。后来他通过经历Montserrat的本尼迪克(Benedictine)修道院和Manresa洞穴里的冥想和神秘体验加深了对灵性的认识。当时的经历为后来编写『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作为一名比别人晚学的学生,在学习神学的过程中指导周围人学习神操。由于这个原因,他遭到启蒙派(Alumbrado)异端分子的嫌疑被移到宗教裁判所接受了严酷的考验。无奈他离开西班牙来到法国在巴黎大学接受了教育。他接受神学教育的巴黎大学蒙特归学校(Collège de Montaigu)是一所加尔文(Calvin)也曾经上过学的地方。在那里他和七个同学一起于1534年8月15日在巴黎的蒙马特山颠(Montmartre Hill)小圣堂成立了一所新的修道会。它这个修道会不象当时的修道会没有把“活动(Ministry)”和“灵性(Spirituality)”区分开,而热忠于帮助那些贫困的犹太人,并且把他们自己这样的灵性定性为“活动中的冥想(Contemplation in Action)”。因为这么一个特点,他们始终都要接受来自当时教会管理层的怀疑和牵制。因为象本笃会(Benedictine)、方济各会(Franciscan)、道明会(Dominican)等传统的修道会取的都是创建者的名字,然而依纳爵却打破这样一种惯例起了一个叫“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的名称。而且当时的修道院是依照中世纪修道院的基本『本笃规则』(The Rule of St. Benedict)通过自给自足坚持本地区定居主义和断绝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原则,相反 『耶稣会会宪』上则规定耶稣会所属师弟们的使命是“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定居下去”。这一规定来自依纳爵的灵性核心思想“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发现上帝(Finding God in All Things)”。 的依纳爵灵性核心思想 。在这么一个灵性思想的指导下城市不再是罪人回避的巢穴,是上帝的活动舞台,传教地的本土文化也不再是被否定的异教的信仰体系,是发现在从中重生的上帝的存在的传教的一个连接点。 这种精神就像为亚洲的传教事业奉献一生的弗朗西斯泽维尔(Francis Xavier)每当读依纳爵寄来的信和自己写回信的时候总是跪着一样,成为了对包括利玛窦在内的耶稣会传教士产生了强烈影响的灵性源泉。

接着让我们来看看神学方面的地图。

新大陆的发现和海洋航海技术的发达及加速发展的新知识和信息的积累向当时的世界观和学问体系提出了强烈的挑战的同时也向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观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质疑。其中最大的质疑投向了传教神学主题,怀疑在新大陆被发现的“新人类”是不是一群能够接受基督福音的人群。拉丁美洲的印地安人是不是具有“上帝的认知能力(Knowledge of God)”的人是对于当地的传教士和同时派遣传教士和殖民地开拓者的西班牙和教会来说在神学和政治方面成为了非常头痛的事情。这种最基本的传教学方面的质疑在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南部欧洲大学中屡屡提出的过程中传统的神学体系和古典模式被解释为不合实际情况,并开始用新的观点重新解释。西班牙名校 萨拉曼卡大学正是 主导这项新观点的学校,在其中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被人们称之为 “基督徒苏格拉底(Christian Socrates)”道明会士Francisco de Vitoria(1486-1546)。 他曾经重新解释过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异教徒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is),主张印地安人和欧洲人一样同样具有辨识上帝的知识人的“第一本性(Prima Praecepta)”。他认为印地安人不接受福音不认上帝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第二本性(Secunda Praecepta)”受到了污染。如果改善他们的教育和居住环境,帮助他们从鬼神的沉迷中挣脱出来,他们不仅也会跟欧洲人一样过起文明生活,而且作为上帝的儿女也能分享到人生的所有权利。通过拉丁美洲传教报告书被重新解释的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的第二托马斯主义在16世纪后期被介绍到被称之为耶稣会大学母体的罗马大学(Collegio Romano)开始接受为耶稣会的核心神学基调,而且这种新托马斯阿奎那理论为像利玛窦和诺比理(Roberto de Nobili,1577-1656)等初期的耶稣会传教士提供了变革性的传教神学“典范(paradigm)”。 1583年来到中国大陆的利玛窦主张在中国人本性中第一本性里占据着对古代儒教唯一神上帝的信仰,提出了叫“历史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的创造性传教理论。

这种传教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神学,并且通过这样一种“神学的反省(Theological Reflection)”重新建立思想,并在实践检验过程中让人感受到耶稣会传教不仅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2. 三自神学

三自指的是自治、自养、自传,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基督教的基本原则。它是 1950年5月2日经过基督教代表和周恩来总理的三次会谈,以吳耀宗为代表的基督徒发表的 <基督教宣言>后开始建立起来的。该宣言的宗旨是清算基督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在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下对教会进行彻底的改革。丁光训主教认为基督教能够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存续下去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教会的内在因素,也就是基督徒自发组织的三自爱国运动,第二是教会的外在因素,即在求同存異的统一战线政策下中国人民共和国主张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这种既是中国基督教的原则又是中国宗教政策的基本理论的三自原理实际上和圣公会教会和传教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1841年被任命为教会宣教会(Church Mission Society)干事的亨利樊(Henry Venn, 1796-1873)通过1850年撰写的『原住民教会组织』一书提出了“宣教会的末日(Euthanasia of mission)”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传教士应该做的工作就是在自治、自传、自养原则下建立教会。他的这一三自原则来自使徒保罗的宣教思想。

亨利樊提出的自治、自传、自养的宣教神学原则从追溯历史的观点来看的话和英国教会的成立有着很深的关联。欧洲民族意识的建立是通过宗教改革来完成的。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的精神支柱普遍主义(Catholicism)直在支配着整个欧洲。但是十字军战争、鼠瘟的猖獗以及活字印刷术和航海技术的发达等使划一性的秩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因此宗教改革可以说是在那么一个时代背景下利用当时的宗教思维方式和语言体系获得新出路,是近代民族主义的黎明来临也是近代思想体系的萌芽。其中英国教会对罗马基督教会主张“自治”,并自传从大陆传过来的加尔文派的-比如通过提出公祷书维护了英国教会的“自传”思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代表圣公会“中庸之道(Via Media)”的“自养”思想也得到了传扬。

正如此我认为中国教会和圣公会神学和教会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从教会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虽然中国教会和英国教会各自所处的背景不同,但是从民族主义观点来看的话两国教会有着本质上的一致。 在实行宗教改革的时候,如果英国教会同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教会一样脱离罗马教会的管理建立自治的教会,那么中国教会可以说是通过三自运动脱离西方教会的管理建立了中国人自治管理的教会。

第二,从传教的观点来看,中国教会在开展寻找属于自己的教会的活动过程中需要的是一副“地图”。圣公会的传教神学尤其是三自原则为中国教会提供了一副传教地图。

第三,从神学的观点来看,圣公会主张的包容性原则中包括教会和国家之间,教会内各教派之间缩小对神学观点的差异。

Ⅲ. 同一个梦想:走向大同的实践过程中留给我们的课题

本人为了寻找东亚圣公会传教方向考察了四个地形-记忆的地形、政治地形、经济文化地形、宗教地形和两个地图即耶稣会传教神学和圣公会和中国教会三自神学地图。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二十一世纪应该怎样付与实践呢?我本人建议在实践过程中应考虑以下三点问题。

第一,互相理解。圣公会不像天主教,它不追求中央集权性原理,也不像长老教追求个别化原理。圣公会可以说是以教区为中心结成的地区教会之间了“联合体(coalition)”。这种中庸的组织形式要想更好地运营下去,应该加深地区教会间的相互理解和紧密联系。Crossing Boundaries!不要仅仅局限在各自的一个框架里,应该超越这个框架努力去理解对方教会,其他地区甚至要去理解除圣公会以外的教会和社会。

第二,寻找连接点。在互相理解的过程中会逐渐发展成为寻找双方共同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分析自身在现实当中所具有的能量。选择和集中的原理! 在各种合作的可能性当中我们应该筛选出我们能够合作好的部分,然后集中精力投入到合作上面去。

第三,为实现共同的梦想努力奋进。假设这里有一对热恋的情侣。两个人用充满爱意的眼神注视着对方。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不得不选择为同一目标去努力。那个目标有可能是连接他们两个人的孩子,有可能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人生目标。就像这对情人一样,我们去思考过去,憧憬未来也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目标需要我们去实现。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我们会逐渐成为一个“大同”。

让那些截然不同又伤痕累累的记忆成为大同,观念相左矛盾重重的政治地形成为大同,互不理解,仇视对方的宗教地形成为大同,难道这不就是东亚圣公会留给历史的答案吗?

(2010年2月在韩国韩日圣公会神学者协会举行的“东北亚的历史、圣公会”研讨会的论文)

동북아 역사와 성공회의 응답

crossing boundaries : 大同을 향한 실천적 용기

李京來(서울교구 사제, 역사학 박사)

Ⅰ. 4개의 지형 – 판세읽기

1. 기억의 지형: 8월15일

해마다 8월15일이 되면 한중일은 이 날을 기념한다. 그런데 나라마다 그 기억의 모습이 다른 것 같다. 중국의 경우, ‘항일전쟁 승리의 날’로, 일본의 경우, ‘종전의 날’로, 그리고 한국은 ‘광복의 날’로 그 날을 기억한다. 이와 같이 하나의 사건에 대한 나라마다 그 기억방식이 다르다는 것은 현재를 보는 시각, 나아가 미래를 향한 방향이 다른 것이 아닌가 하는 생각을 해 본다.

중국이나 일본이나 모두 과거기억의 중심에 ‘전쟁’이 놓여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한쪽은 침략자에 대항하여 마침내 승리를 일구어냈다는 자부심이, 다른 한쪽은 종전이라는 표현을 사용함으로써 패전이라는 충격을 인정하고 싶지 않은 듯한 심리를 드러내고 있다. 그런데 필자가 보기에 문제는 과거를 표현하는 현재의 태도인 것 같다. 양쪽 다 전쟁을 매개로 하는 한, 서로의 상처가 진정으로 치유될 수 있을까하는 의문이 든다.

그러나 사실 고통의 정도라는 측면에서 봤을 때, 아마도 한국이 중국이나 일본보다 고통의 강도가 더 심하지 않았나 싶다. 나라가 망한 것을 물론이려니와 원치 않은 침략전쟁에 동원되어 생명이 희생되었고, 심지어 독립운동 하러 중국이나 러시아 등 해외로 나갔다가 일본의 스파이로 오해받거나 자기나라군대가 아닌 중국군소속으로 이름도 없이 죽어갔기 때문이다. 그리고 해방이후 자기 민족이 아니기 때문에 오늘날 중국에선 이들에 대한 이름은 잊혀져가고 있다. 이 모든 것이 식민지 지배가 갖고 온 슬픈 한국인의 운명이었다. 그런 의미에서 ‘광복’이란 기억은 이러한 고통에서 벗어났다는 아니, 벗어나야겠다는 의미가 강한 것 같다.

2. 정치의 지형: 역사적 만남과 그 이후

필자가 중국에서 유학하고 있던 2005년 4월 26일 남경 綠口공항에 도착한 대만 국민당 주석 連戰은 다음과 같은 말로 공식적인 중국대륙 첫 소감을 피력했다: “臺北에서 거리상 그리 멀지 않은 이곳 남경까지 오는데 실로 수 십 년의 시간이 걸렸습니다.”

1946년 일제가 패망한 후, 국민당의 장개석과 공산당의 모택동 간의 회담이 있은지 60년의 세월이 흐른 뒤, 마침내 서로 총부리를 겨누고 싸웠던 양 세력이 이제 ‘하나의 중국, 조국의 통일’을 이루기 위하여 다시 악수를 하였다. 국민당 주석의 공식방문이 끝나자마자, 곧 이어 대만 친민당 주석 宋楚瑜 역시 대륙을 공식방문 하였다.

사실, 한반도의 남북문제이건 아니면 중국과 대만의 양안문제이건 본질적으로는 동일한 문제라고 본다. 그것은 중국과 한국이 서양과 일본의 침략이 낳은 ‘식민지 후유증’이라고 본다. 그러므로 지금 분단되어 있는 이 상태를 어떻게 평화적인 방법으로 극복하느냐가 동아시아 평화를 이루기 위한 중요한 과제일 것이다.

그 당시 양안 두 정상 간의 역사적 만남을 지켜보면서 필자는 2000년에 있었던 역사적 사건을 회상하였다. 그때 필자는 신대원생이었다. 6월의 초여름, 한창 기말시험을 준비하고 있을 때, 평양비행장에서 남북 간의 정상이 서로 악수하면서 만났던 장면이 생생하게 떠올랐다. 그 때 필자는 한민족으로서 동시에 기독교인으로서 무엇을 해야 할지 기도하면서 찾았다. 그 결과 필자는 남북한의 화해와 통일을 위해 중국과 중국교회를 주목하였고, 중국에 유학 오게 되었다. 그 후, 5년이라는 시간이 흐른 뒤, 2005년 필자는 중국에서 제3자로서 중국인들의 통일열기를 지켜보았다. 그리고 다시 5년이란 세월이 흐른 오늘, 필자는 다시금 냉전의 늪에서 허우적거리는 한반도와 이른바 ‘차이완’(China+Taiwan)이라고 일컬어질 정도로 긴밀해지는 양안을 바라보고 있다.

3. 경제, 문화의 지형: 갈수록 늘어나는 한중일간 교류

개혁개방정책을 시작한지 30년, 중국은 정치, 경제를 비롯한 모든 방면에서 한국을 비롯한 세계 각국에 중요한 영향력을 행사하는 국가로 부상하고 있다. 예컨대 경제적인 측면에서 한중일 3국간 상호의존을 볼 때, 한국은 중국의 네 번째 수출대상국이고, 중국은 한국의 첫 번째 수출대상국이며, 일본은 한국과 중국 모두 3번째 수출대상국이 되었다. 이처럼 한중일 삼국은 나날이 밀접하고 중요한 경제관계로 발전하고 있다.

<표1>각국의 수출비중 상위 5개국

(단위: 백만 달러)

순위

한국

중국

일본

국가

금액

국가

금액

국가

금액

총수입

2008년도 총수입 422,007

2008년도 총수입 1,428,869

2008년도 총수입 784,587

1위

중국

91,389

미국

232,761

미국

137,689

2위

미국

46,377

홍콩

184,289

중국

125,433

3위

일본

28,252

일본

102,116

한국

59,728

4위

홍콩

19,772

한국

56,129

대만

46,296

5위

싱가포르

16,293

독일

48,729

홍콩

40,450

출처 :

한국무역협회 [무역통계]

그리고 이점은 비단 경제에만 국한되는 것이 아니라 정치, 외교에도 그 중요성이 나날이 중시되고 있다. 예컨대, 이른바 ‘북핵문제’ 해결을 위해서도 이북에 대한 인접국, 특히 중국의 영향력이 큰 점에서 알 수 있다. 또한 문화와 교육교류차원에서도 중국과 일본은 한류가 성행하는 중요한 나라들이며, 현재 한중일 세 나라에 있는 유학생 중 삼국의 비율이 제일 많은 것만을 보더라도 그 밀접함이 어느 정도인지 짐작할 수 있다. 비록 일부에선 인터넷을 통한 왜곡된 정보로 서로간 부정적 감정이 발생하기도 하지만 한중일간의 교류는 앞으로 각 방면에서 더욱 빈번해 질 것이다.

4. 종교지형

2001년에 발표된 세계종교인구통계에 의하면, 세계 기독교 인구의 비율이 점진적으로 감소하고 있는데 반하여 오히려 이슬람 인구는 지속적으로 증가하고 있으며, 이런 이슬람 인구의 점진적인 증가는 앞으로도 최소한 25년 동안 계속될 것으로 예상하고 있다.

그런데 세계종교 인구별 기독교 인구의 비율감소와 더불어 우리가 주목해야 할 중요한 변화가 또 하나 있다. 그것은 대륙별 기독교 인구의 증감현황이다. 100년 전 기독교는 절대적으로 유럽인의 종교였다. 1900년을 기점으로 볼 때, 유럽 전체의 기독교인 숫자가 세계 기독교 인구 총 숫자의 약70%를 차지하고 있었다. 절대다수의 기독교인이 유럽인이었으며, 아시아인 기독교인의 숫자는 4%에 불과했다. 그러나 100년 전 절대다수를 차지하던 유럽 기독교인의 비율은 2000년을 기점으로 볼 때 29%로 급격히 감소한 반면, 100년 전 미미한 숫자에 불과했던 아프리카, 라틴아메리카, 그리고 아시아의 기독교 인구는 전체 세계 기독교인구의 약60%를 차지하고 있다. 이러한 ‘비백인화’ 현상은 시간이 갈수록 심화될 전망이다.

그러면 동아시아의 상황은 어떠한가? 일본의 경우, 기독교인구가 별다른 변화 없이 늘 소수에 불과하지만, 한국이나 중국의 경우 그 변화는 실로 극적이다. 먼저 한국의 경우를 보면, 2005년 인구조사통계 결과를 보면 아래와 같다.

(단위: 명)

대한민국 전체 인구

47,041,434

불교 인구

10,726,463(22.8%)

1995년 대비 405,000증가

기독교 인구

8,616,438(18.3%)

1995년 대비 144,000감소(- 1.6%)

천주교 인구

5,146,147(10.9%)

1995년 대비2,195,000증가(+74.4%)

출처: 대한민국 통계청 인구조사 통계(2005년)

중국의 경우, 1997년 국가종교사무국에서 발표한 문건에는 천주교가 약 400만 명, 기독교가 약 1000만 명으로 파악되어 있는데, 2005년 발표에는 기독교가 약1600만 명으로 되어있다. 그러나 중국정부에서 발표한 통계에 대해서 의문을 제기하는 사람들이 많다. 한 예로 화동사범대학의 틍수쥔 교수와 류중위 교수가 2007년 2월7일자 차이나 데일리 신문(영문판)에 기고한 글에 보면 약4천5백 명의 설문조사를 토대로 중국의 기독교 인구는 정부발표보다 최소한 3배 이상 된다고 주장하고 있다. 그렇지만 이 숫자 역시 이른바 삼자교회를 비롯한 도시에 거주하는 고학력층 신자들이고 농촌과 저학력층, 그리고 가정교회 신도수까지 포함한다면 약8000만 명가량 된다고 한다. 여기에 천주교 신자까지 합친다면 중국의 그리스도인들은 약1억3천만 명 이상으로 추정되고 있다. 또한 빈곤과 종교가 결부되어 있다는 마르크스 종교이론과는 달리 최근에는 경제적으로 발전한 연안지역 도시의 중산층이 신도가 되고 있다.

Ⅱ. 2개의 지도 – 동아시아 선교학의 방향점 찾기

모르는 지역을 가려면 우리는 지도에 의지한다. 지도는 실제를 반영해서 작성되어 진다. 그러나 지도는 우리가 목적하는 바에 따라서 실제의 어떤 부분을 과장하기도 하고, 축소나 생략하기도 한다. 예컨대 지하철 노선도의 경우, 오직 중요한 것은 우리가 타고 내릴 지하철역에 대한 경로이다. 오늘날 동아시아 선교, 특별히 급속히 부상하고 있는 중국과 미지의 땅 이북에 대하여 어떠한 ‘선교지도’를 그려야 할지 고민할 때, 필자는 두 개의 사상전통을 간략히 살펴보고자 한다: 하나는 예수회 선교신학, 다른 하나는 CMS의 선교이론이자 중국교회의 공식신학인 삼자신학이다. 전자가 동아시아 선교에 있어서 종축이라면, 후자는 횡축과도 같다고 하겠다.

1. 예수회 선교신학

1583년부터 시작된 마테오 리치(Matteo Ricci, 1552-1610)의 중국선교로 인해 기독교로 개종했던 초기 중국 기독교인들은 남경과 북경의 고급관리와 사대부가 주종을 이루었다. 특별히 이들 초기 중국 기독교 지도자 중, 서광계(徐光啓, 1562-1633), 이지조(李之藻, 1565-1630), 양정균(楊廷筠, 1562-1627) 세 사람은 중국에서 활동했던 예수회 선교사들로부터 “중국선교개척의 세 대들보(開敎三大柱石)”로 불렸던 인물로 모두 고급 관리이거나 정통 사대부 반열에 드는 사람들이다. 이 세 명의 초기 중국 기독교 지도자 중 특별히 서광계는 명나라 조정의 직급서열이나 활동범위로 볼 때, 가장 중요한 역사적 위치를 차지하고 있는 중국 초대 교회의 대표적인 지도자였다. 그에 대한 평가는 명 왕조의 공식역사기록인 『明史』에 오랑캐의 종교를 신봉한 反 유교적 인물이란 평으로부터 시작하여, 오늘날 대륙역사학계에서 명나라 말기 압제 당하던 농민들을 위하여 서양의 선진문물을 도입하여 식량증산이나 관개시설 보수 등의 공을 남긴 사회주의 운동가의 전형적인 모델로 추앙되는 등 다양한 역사적 평가가 존재하고 있다.

그러면 이와 같이 명말청조 중국 지식인을 비롯한 중국 기독교에 지대한 영향을 끼친 마테오 리치를 중심으로 한 중국의 예수회 선교사들과 이들의 영성적, 신학적 ‘지도’는 어떠한 모습이었나?

먼저, 영성적 지도를 살펴보자.

예수회 선교사들의 영성적 지도의 원천은 설립자 로욜라의 이냐시오(Ignatius of Loyola)에서 기원한다. 1521년 전쟁에서 부상을 입고 고향으로 돌아 온 이냐시오는 성인전과 그리스도의 생애를 읽으며 회심의 여정에 들어선다. 그 후 그는 몬세라트(Montserrat)의 베네딕트 수도원과 만레사(Manresa)동굴에서의 명상과 신비체험을 통해 영성의 깊이를 더해 간다. 이때의 경험은 이후 『영신수련』(Spiritual Exercises)을 저술하는데 기본적인 토대가 된다. 그는 만학도로서 신학을 공부하면서 주변사람들에게 영신수련을 지도하였는데, 이로 인해 계몽파(Alumbrado) 이단이라는 혐의로 종교재판소에 회부되어 어려움을 겪었다. 그래서 그는 결국 스페인을 떠나, 프랑스 파리대학에서 수업을 받게 되었다. 특별히 그가 신학수업을 받았던 파리대학의 몽테귀 대학(Collège de Montaigu)은 칼빈도 공부한 대학이었다. 거기서 그는 7명의 동료들과 교류하면서 1534년 8월 15일 파리의 몽마르트 언덕 소성당에서 새로운 수도회를 결성하였다. 이들은 기존의 수도원과는 달리 활동(Ministry)과 영성(Spirituality)를 분리하지 않고 가난한 이들, 유대인들을 보살폈는데, 이러한 자신들의 영성을 ‘활동 속에 관상(Contemplation in Action)’으로 자리매김하였다. 이러한 그들의 특징 때문에 기존 교회제도권으로부터 의심과 견제에 시달려야 했다. 왜냐하면, 베네딕트, 프란시스, 도미닉과 같은 전통적인 수도회들은 창립자의 이름을 딴 반면, 이냐시오는 그러한 관례를 깨고 ‘예수회(Society of Jesus)‘라는 이름을 사용했다. 또한 기존 수도원들이 중세 수도원 제도의 대표적 모델이었던 『베네딕트 수도회 규범』(The Rule of St. Benedict)에 따라서 자급자족 운영체계를 통한 지역정착주의와 바깥세상과 단절을 유지한 데 반해, 『예수회 회헌』은 예수회 소속 사제들의 사명을 “세상의 모든 곳을 향해, 세상 어느 곳에서든지 살아가는 것”이라고 규정하고 있기 때문이다. 이것은 이냐시오 영성의 핵심인 “모든 것 안에서 하느님을 발견하는 것”(Finding God in All Things)에 근거하고 있다. 그리고 바로 이러한 영성에 근거하여 도시는 회피해야 할 죄인의 소굴이 아니라 하느님의 활동무대였으며 선교지의 토착문화는 부정되어야 할 異敎의 신앙체계가 아니라 오히려 그 가운데서 살아 역사하시는 하느님의 현존을 발견할 수 있는 선교의 접촉점이었던 것이다. 이러한 정신은 아시아 선교를 위해 일생을 바친 프란시스 사베에르(Francis Xavier)가 이냐시오의 편지를 읽거나 답장을 쓸 때 언제나 바닥에 무릎을 꿇고 썼다는 유명한 이야기가 전해져 내려오는 것처럼 마태오 리치를 비롯한 예수회 선교사들에 강한 영향을 끼친 영성적 원천이었던 것이다.

다음으로 신학적 지도를 살펴보자.

신대륙의 발견과 해양 항해술의 발달로 가속화되기 시작한 새로운 지식과 정보의 축적은 기존의 세계관과 학문체계에 심각한 도전을 제시할 뿐만 아니라, 중세유럽을 떠받쳐 오던 기독교 세계관에 근본적인 의문을 제기하기에 이르렀다. 그 중에서 가장 심각하게 제기되었던 선교신학적 주제는 신대륙에서 발견된 ‘새로운 인류’가 과연 기독교 복음을 수용할 수 있는 인격적 존재인가에 대한 물음이었다. 라틴 아메리카 인디언들이 하느님을 인식할 수 있는 능력(Knowledge of God)을 가지고 있는지의 여부는 현장의 선교사뿐만 아니라, 선교사와 식민개척자를 동시에 파견했던 스페인 정부와 교회에게도 심각한 신학적인 그리고 정치적인 고민거리였다. 이런 근본적인 선교학적 질문들이 스페인을 비롯한 남부유럽의 대학에서 제기되면서, 기존의 신학체계와 고전 텍스트들은 부적절한 내용으로 밝혀지거나, 새로운 각도에서 재해석되기 시작하였다. 스페인의 명문인 살라망카 대학은 바로 이러한 재해석 작업을 주도한 곳으로서 그 중 ‘Christian Socrates’라는 별명이 붙은 도미니크 수도회 사제인 Francisco de Vitoria(1486-1546)를 주목할 필요가 있다. 그는 Thomas Aquinas의 『이교도대전』(Summa contra Gentilis)를 재해석하여 인디언들은 유럽인과 마찬가지로 하느님을 아는 지식인 제1본성(Prima Praecepta)을 소유하고 있다고 봤다. 그는 인디언들이 복음을 받아들이지 않고 하느님을 알지 못하는 이유는 그들의 제2본성(Secund Praecepta)이 오염되어 있기 때문이며, 만일 그들이 교육과 주거환경이 개선되고 미신에 물들어 있는 무지몽매를 깨우치기만 한다면 그들도 유럽인들처럼 문명된 생활을 영위할 수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하느님의 자녀로서 살아갈 수 있는 모든 권리를 누릴 수 있다고 주장하였다.

라틴 아메리카 선교보고를 통해 새롭게 재해석된 살라망카 대학의 제2토미즘이 16세기 후반에 예수회 대학의 모체로 알려진 로마대학(Collegio Romano)에 소개되면서 예수회의 핵심적인 신학기조로 받아들여진다. 그리고 이러한 새로운 토마스 아퀴나스 해석은 마테오 리치나 Roberto de Nobili(1577-1656)와 같은 초기 예수회 선교사에게 혁신적인 선교신학적 패러다임을 제공했다. 1583년 중국본토로 입국한 마테오 리치는 중국인의 본성 가운데 자리 잡고 있는 제1본성이 이미 고대유교의 절대신이었던 上帝에 대한 믿음으로 내재되어 있음을 주장하면서 “기독교의 Deus와 유교의 上帝는 이름만 다를 뿐(歷觀古書 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이라는 혁신적인 선교이론을 펼쳤다.

이처럼 선교현장의 난제들이 신학의 재검토를 유도하고, 이런 ‘신학적 반성(Theological Reflection)’을 통해 새롭게 정립되어 다시 현장에 적용되는 순환과정을 확인하면서 예수회 선교는 당시뿐만 아니라 오늘날에도 강한 영향을 미치고 있음을 느낄 수 있다.

2. 三自신학

삼자란 자치, 자전, 자양을 의미하며 1949년 중화인민공화국 성립이후 중국기독교의 기본원칙이다. 이것은 1950년 5월 2일 기독교대표들과 周恩來 총리와 3차례의 걸친 회담 후, 吳耀宗을 중심으로 한 <기독교 선언>으로부터 본격화되었다. 이 선언은 기독교와 제국주의의 관계를 청산하고 자치, 자전, 자양의 원칙하에 교회를 쇄신할 것을 목표로 하였다. 丁光訓은 기독교가 사회주의 체제하에서 계속 존재할 수 있었던 이유를 두 가지로 보고 있다: 하나는 교회내적 요인으로서 기독교인 스스로가 발기한 삼자애국운동이고, 다른 하나는 교회외적 요인으로서 求同存異이라는 통일전선정책에 근거한 중화인민공화국의 종교신앙자유정책이다.

이러한 중국기독교의 원칙이자 중국의 종교정책의 근간을 이루는 삼자원리는 사실 성공회의 교회와 선교역사와 긴밀한 연관을 가지고 있다고 볼 수 있다.

1841년 교회선교회(Church Mission Society) 총무에 임명된 Henry Venn(1796-1873)은 1850년 <원주민 교회조직>이라는 책을 통하여 ‘선교회의 종말’(Euthanasia of mission)이라는 관점을 제시하였다. 그는 선교사가 할 일은 自治, 自傳, 自養의 원칙하에 교회가 서도록 하는 것이라고 주장하였다. 그의 삼자원칙은 사도 바울의 선교원칙을 모델로 삼고 있다.

이와같이 헨리 벤이 주장한 자치, 자전, 자양이라는 선교신학은 역사적으로 더 거슬러 올라가면 영국교회의 탄생과 깊은 관련이 있다. 유럽에 있어서 민족의식의 성립은 종교개혁을 통해서 나타나기 시작하였다. 왜냐하면, 오랜 세월 동안 그리스도교왕국(Christendom)의 정신적 지주인 가톨릭시즘이라는 보편주의가 全 유럽을 지배해 왔다. 그러나 십자군전쟁, 페스트의 창궐, 활자와 항해술의 발달 등은 더 이상 획일적 질서에 대한 정당성을 유지할 수 없게 되었다. 종교개혁은 그러한 시대배경 하에 기존의 종교적 사고와 언어체계를 가지고 새로운 탈출구를 찾은 근세민족주의 여명이자 근대 사상체계의 맹아였다고 하겠다. 그 중에서 영국교회는 보편교회의 현실적 힘인 로마 가톨릭교회에 대한 自治를 주장하였고, 대륙으로부터 건너온 캘빈주의자로들로부터 自傳-예컨대, 공도문-을 내세워 영국교회의 전통을 수호하였다. 그리고 이러한 과정을 통하여 성공회의 태도인 Via Media라는 自養이 이어져 내려오게 되었다.

이처럼 중국교회와 성공회신학은 특별히 교회론과 밀접한 관련이 있다고 하겠다.

먼저, 교회사적으로 볼 때, 중국교회와 영국교회는 서로 각자 처한 상황이 달랐지만, 민족주의 관점에서 본질적으로 비슷한 면을 가지고 있다 하겠다. 즉, 종교개혁 시기 독일이나 그 밖의 나라처럼 영국교회 역시 로마교회의 지배로부터 독립하고 자치적인 교회를 세웠다면, 중국교회는 삼자운동을 통하여 서구교회의 지배로부터 독립하여 중국인에 의해 운영되는 자치적인 교회를 세운 것이다.

둘째, 선교적 관점에서 볼 때, 중국교회는 자신의 교회를 찾는 운동을 하는데 있어서 ‘지도’가 필요하였다. 성공회의 선교신학, 특별히 삼자원칙은 이러한 중국교회에 하나의 선교지도를 제공하였다.

셋째, 신학적 관점에서 볼 때, 성공회가 지니고 있는 포용성 원리는 교회와 국가 간에 그리고 교회 내 다양한 교파와 신학적 차이점을 조화시키는 원리를 지니고 있다.

Ⅲ. 하나의 꿈 – 대동을 위한 실천적 과제

동아시아 성공회의 선교적 방향점을 찾기위해 필자는 4개의 지형-기억의 지형, 정치의 지형, 경제와 문화의 지형, 종교의 지형-을 살펴보고 2개의 지도-예수회의 선교신학, 성공회와 중국교회의 삼자신학-를 그려봤다. 그러면 이제 이러한 틀을 가지고 급변하는 21세기에 어떻게 실천해 나갈 것인가? 필자는 다음 세 가지 점을 고려하면서 실천하길 제안해 본다.

첫째, 상호이해하기이다. 성공회는 천주교처럼 중앙집권적 원리를 추구하지도, 장로교처럼 개별화 원리를 추구하지도 않는다. 성공회는 교구를 중심으로 하는 지역적 공교회간의 ‘연합(coalition)’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이러한 중용적 조직체계가 좀 더 효과적으로 작동하기 위해서는 각 지역교회간에 상호이해를 위한 보다 긴밀한 관계를 다져야 하겠다. Crossing Boundaries! 각자의 구조안에 매몰되지 않고 그것을 넘어서 상대교회를, 상대지역을, 나아가 성공회 밖에 존재하는 교회와 사회를 이해하는 것이 필요하겠다.

둘째, 연결고리 찾기이다. 상호이해과정은 상호간에 연대할 수 있는 공통분모를 찾는 과정으로 발전한다. 이 과정에서 우리는 우리자신의 현실적 역량에 대한 분석을 하여야 한다. 선택과 집중의 원리! 다양한 연대의 가능성 중에서 우리가 가장 잘 할 수 있는 것을 분별하고 거기에 연대의 힘을 모으는 것이 필요하겠다.

셋째, 하나의 꿈을 향해 나아가기이다. 서로 사랑하는 연인이 있다고 치자. 두 사람은 사랑스러운 눈으로 서로 상대방을 쳐다본다. 그러나, 시간이 지나면 두 사람은 어떤 방향을 향해서 나아가야 한다. 그것이 두 사람을 엮어줄 아이일 수도 있고, 삶의 목표일 수도 있을 것이다. 이처럼 우리가 함께 과거를 성찰하고 현재를 읽는 것은 미래의 희망을 향해 함께 나아가기 위한 것이다. 이 미래를 향해 나아가는 과정 속에서 우리는 ‘커다란 하나(大同)’가 점차 되어갈 것이다.

서로 다르고 상처난 기억이 大同이 되고, 서로 다르고 갈등하는 정치지형이 大同이 되고, 서로 다르고 반목하는 종교지형이 大同이 되도록 하는 것! 이것이 동아시아 성공회의 역사적 응답이 아닐까?

(2010년 한일성공회신학자 협의회 주최 “동북아 역사, 성공회”세미나에서 발표한 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