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WALL专家来我司培训墙面绿化技术(2012年)

4月1日,韩国ECO-WALL公司专家李京来教授来我司进行墙面绿化技术培训,集团领导谢国昂、设计公司负责人杨宗武、钢结构公司和素道国际相关人员参加了培训课程。

首先,李教授简单介绍了韩国ECO-WALL公司概况和企业经营理念。随后,给大家详细解说了ECO-WALL公司的最新技术——植生版粘贴墙体绿化技术的技术原理和产品优势,并展示了植生版粘贴墙体绿化产品样品。最后,李教授解答了我司与会人员提出的各种问题。

植生版粘贴墙体绿化技术是应用专利产品植生板作为基质材料,设置自动喷灌系统,粘贴在墙体上的墙体绿化技术。我司与韩国ECO-WALL公司已于日前在北京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此技术将成为我司年度重点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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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高层前往韩国考察并于近日与韩国Eco—wall公司成功签订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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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7日,王增涛董事长率集团高层领导前往韩国首尔对韩国Eco-wall公司及POSCO ICT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此次考察旨在商讨中科建集团与两家公司就Wall-Art等绿色建筑和智能建筑技术的合资合作。

此后经过近一周的磋商洽谈,中科建集团与韩国Eco-wall公司于3月3日在北京中科建集团总部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Eco—wall是韩国一家专业从事绿墙高新技术研发和施工技术的公司,其技术目前在国际上属于领先地位,且尚未在中国市场推广。此次Eco—wall公司与中科建集团的合作,必将在未来为双方在中国乃至国际的绿色建筑业务拓展方面开启一页新的篇章。

 

李京来著,《孙中山与吕运亨比较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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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吕运亨比较研究》简介:

本文是对中国和韩国有代表性的政治领导人孙中山与吕运亨的比较研究,特别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两个人晚年重要的政治行为,即在中国的国共合作和在韩国的左右合作及南北合作上。本文认为21世纪中国和韩国面临的时代课题是“统一”和“民主”,因为今天中韩两国正处于为了弥合外部势力侵略和理念对立的后遗症——“分裂”,还有急速的经济增长和贫富不均,以及市民权利要求的增加这样的时代情况。这种现实认识使笔者注目于在近代国家建立上发挥统合的指导力作用的孙中山和吕运亨。在绪论中论述了本研究的动机、意义、论文的结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本论总共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阐述本研究的基础方向设定,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历史背景的理解,从宏观的视野简单回顾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第二部分首先简单查看了一下统一战线概念的历史。根据这些,笔者解释孙中山和吕运亨所推行的“合作”为:第一,是相互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统一战线;第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统一而持续下去的统一运动;第三,从今天克服国家的分裂和维护东亚的和平的观点来解释。第二章和第三章从“活动”的角度分别讨论孙中山和吕运亨的“合作”运动。首先是以诠释学理论阐明孙中山和吕运亨把他们所经历的多种多样的思想和经验统合在一起。同时以“后殖民主义”和“内在—批判”的方法论从他们自己的立场来理解孙中山和吕运亨。通过这样的方法论分析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出如下的特征:第一,两个人都受过传统的生活教育,后来受到基督教和西欧近代主义教育的影响,接触到西欧社会主义,这些多种多样的思想和经验相互没有隔绝,而是在自身当中统合了;第二,在接受新的思想和实践上,两个人都不是无条件的接受,而是结合国情和自己的观点重新解释后接受;第三,由于这些理由,他们能够成就合作并在推进合作上发挥灵活性,同时在合作上也能够拥有主导权;第四,尽管这样,其灵活性还不够坚固到可以克服国内外越来越激化的矛盾。由于这些理由,在他们去世后,合作只能走向决裂。第四章从“思想”的角度来讨论孙中山和吕运亨的政治思想。本文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主、民生主义及其亚洲观的分类方法来分析孙中山和吕运亨的政治思想,然后对于各个思想考察其思想渊源。通过这些方法分析他们的“思想”,可以看出如下特征:第一,积极接受西方政治思想并应用在当时情况当中;第二,没有无视传统思想,在当时情况中对其进行了再解释;第三,存在着对于自己的思想可以多样地甚至是相反解释的模糊性。第五章对孙中山和吕运亨各自从“活动”和“思想”的角度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本文利用“向心力/离心力”的模型把孙中山和吕运亨从情况结构、关系结构、思想结构三个侧面进行比较分析,显示出了如下的共同的特征:第一,从情况结构侧面来看,两个人都在当时面临着为了统一分裂的国家(民族)而要增强力量的必要性。同时对外在苏联的出现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这两个理念对立的影响下,他们在中国和韩国找到了自己的“合作者”。由于这样的国内外的条件,“合作”形成了,但是随着彼此间的目标没有通过合作相互调整达到统一,因而矛盾一直累积下去,最终合作还是破裂了;第二,从关系结构侧面来看,当时中国和韩国所经历的极度混乱又四分五裂的状态使民众和诸政治势力产生了对统一的渴望,孙中山和吕运亨拥有的政治领导力适合这样的时代要求而发挥作用了。但是由于外势和买办势力的顽强抵抗,孙中山和吕运亨的革命势力内部也发生了主导权争夺,合作遇到了很大的阻碍;第三,从思想结构方面看,两个人都借统合的中庸的思想跟多种多样的政治思想进行沟通,但是这一点随着强求两者择一的思想的硬直性的加速,失去了统合的调整力。另一方面,在孙中山和吕运亨的比较研究中出现差异点的最本质的原因是:第一,殖民地经验的有无;第二,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程度。由于这两种原因,在自主的近代国家建设上吕运亨比孙中山处于更恶劣的环境中,吕运亨的被暗杀戏剧性地表现出了这一点。以上述的本论为基础,在结论中探讨了孙中山和吕运亨给我们当代带来的历史启示:第一,关于统一问题,孙中山和吕运亨进行的“合作”运动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带给我们的首先是自主,其次需要更加包容的态度而不是硬性的理念的教训;第二,关于政治民主问题,合作和统一的基础是“民”;第三,关于民生问题,孙中山和吕运亨都追求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协调与均衡,其目标是人民的民生问题。这一点告诉我们,如今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分配不只是在于国家国力的成长或体制的安定,而是其追求的根本目标在于“人”;最后关于亚洲和世界和平问题,笔者认为孙中山称为“王道/霸道”的文化、道德模型,在文化和精神价值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立足于世界范围的普遍的文化价值上,对于重新发现亚洲的价值,有很好的洞察力(insight)。还有,吕运亨为了被压迫民族解放,积极参与中国革命,可以评价为留下了东亚地区为21世纪和平的国际关系要相互协力的很好的先例。

《孙中山与吕运亨比较研究》目录:
绪论
一、本论文的研究动机
二、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与研究对象的范围界定
三、研究思路与章节结构安排
四、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第一章 宏观的时代背景概括与相关概念分析
第一节 纵轴与横轴之间的变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朝鲜战争时期宏观的时代背景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革命
三、朝鲜战争和“被抑制”的革命
第二节 解读分歧问题
一、关于统一战线
二、联共、容共、还是合作关于孙中山与国共合作相关研究解释
三、左右合作还是统一运动关于吕运亨与其解放后活动的解释
四、关于上述解读分歧的评价及新视角的提出
第二章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节 国共合作以前的孙中山(1866—1919)
一、传统与启蒙
二、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浪潮中
第二节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1919—1927)
一、接触及探索
二、刷新与发展
三、“矛盾”的深化、“合作”的崩溃
第三章 吕运亨与首次统一运动
第一节 统一运动以前的吕运亨(1886—1942)
一、爱国启蒙时期
二、在国外独立运动时期
三、在国内独立运动时期
第二节 吕运亨与首次统一运动(1943—1947)
一、建国的酝酿
二、在极端和中庸的浪潮中
三、“统合”的挫折、“极端”的胜利
第四章 孙中山与吕运亨的政治思想研究
第一节 关于“民族”
一、“民族”怎么形成(以安德森、史密斯的理论为中心)
一:、中国近代“民族”概念的采用及变用(以伯伦知理、梁启超、汪精卫为中心)
三、孙中山的民族观
四、韩国近代“民族”理解的变迁
五、吕运亨的民族观
第二节 政治民主:关于“民权”
一、近代西方的民主主义观(以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弥尔的思想为中心)
二、马克思和列宁的民主主义观(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中心)
三、孙中山的民主主义观
……
第五章 孙中山与吕运亨比较
结论:对当代的启示
附录:孙中山与吕运亨年谱
参考文献

共著,《商务韩语翻译》,对外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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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韩语翻译》简介:
《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规划教材·商务韩语专业:商务韩语翻译》以技能训练为目的,重点培养学生在对韩进行商务活动时的综合能力。针对韩国语专业学生毕业后来到韩国企业,面对复杂的公司业务和企业文化无从下手的问题,我们编写此书。其主要特点是课文涵盖了商务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内容,通过相关学习训练和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为学生将来走上相关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规划教材·商务韩语专业:商务韩语翻译》在内容上专业倾向性和实用性并重,着重培养学生语言交际能力,很多课文来源于韩国企业的真实文件,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应用韩语方向大三课程中就业前教育的最佳选择。内容通俗易懂,与单纯以商务特性为目的的韩国语相比更为实用。充分考虑到了课堂教学的需要,在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理解的同时,也对相关主题进行了扩展训练,它是对课文内容有益而必要的补充。并以岗位职业能力为切入点,以商务背景下韩语语言运用能力为主要教学内容。针对高职学生水平及求职特点,各项内容设计都紧扣学生在该领域实践中所面对的各项环节。也适合学有余力的学生和自学人士进行课外阅读。它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和更多的背景知识,而这些对适应复杂的商务工作是大有裨益的。《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规划教材·商务韩语专业:商务韩语翻译》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每课都从学生容易理解的对话切入主题,从不同角度让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同时附有大量专业词汇和针对性强的常用句型,韩国职场知识,成为一本可常备身边的工具类书籍。

共著,《中外职业技术教育》,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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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津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组织的科研课题“十国两地职业技术教育(含民办)比较研究”,于2006年12月开题,4年多来,百余位中外专家学者攻坚克难、深入探究、辛勤耕耘,终于形成资料翔实、气势恢弘、成果丰硕的《中外职业技术教育》一书,诚为可喜可敬。
《中外合著:中外职业技术教育》共计12章,其内容主要涵盖了中、美、德、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经验与特色等诸多方面,并把各种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与中国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形成了长达150余万字的鸿篇巨著,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实用性和学术性,不失为我国职业教育比较研究领域一项宝贵的新成果。

基本信息

作 者:王义智,等
出 版 社:天津大学出版社
中外合著:中外职业技术教育[1]
ISBN:9787561828977
出版时间:2011-11-01
页 数:1329
装 帧:精装
内容简介
编辑 由天津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组织的科研课题“十国两地职业技术教育(含民办)比较研究”,于2006年12月开题,4年多来,百余位中外专家学者攻坚克难、深入探究、辛勤耕耘,终于形成资料翔实、气势恢弘、成果丰硕的《中外职业技术教育》一书,诚为可喜可敬。
《中外合著:中外职业技术教育》共计12章,其内容主要涵盖了中、美、德、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经验与特色等诸多方面,并把各种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与中国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形成了长达150余万字的鸿篇巨著,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实用性和学术性,不失为我国职业教育比较研究领域一项宝贵的新成果。

第一章 美国职业技术教育
第一节 历史演进
第二节 数量发展
第三节 教育目标
第四节 政策法规
第五节 教育行政
第六节 学校制度
第七节 入学制度
第八节 专业设置
第九节 课程设置
… … …
第二章 德国职业技术教育
第三章 日本职业技术教育
第四章 澳大利亚职业技术教育
第五章 加拿大职业技术教育
第六章 韩国职业技术教育
第七章 英国职业技术教育
第八章 法国职业技术教育
第九章 意大利职业技术教育
第十章 印度
第十一章 中国

 

东北亚历史和圣公会的回答

Crossing boundaries : 走向大同的实践性勇气

 李京来牧师(韩国圣公会首尔教区、历史学博士)

Ⅰ. 四类地形 – 版图的读懂

1. 记忆的地形: 8月15日

每年一到8月15日韩中日三国都在纪念这一天。但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纪念方式。中国把它记忆为“抗日战争胜利之日”,而日本为“停战之日”,韩国则把它记忆为“光复之日”。正如此每个国家对同一个事件所记忆的方式不同说明三个国家对待当前形势的角度不同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看法不同。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我认为在他们的记忆中心位置都有“战争”这一字眼。他们中的一方的内心里蕴藏着对抗侵略者取得胜利后的自豪感,而另一方则用停战的言语不想面对战败带来的冲击的心理。但依作者看,这些问题都应归咎于对待过去的现代人的看法。两个国家都以战争为媒介不知能不能完全治愈战争留下来的伤痕。

如果光从受痛苦的程度来考虑的话,我认为韩国比中国和日本所受到的伤痛更深。不要说国家已经灭亡,有些人强行被拉到侵略战争失去了生命,甚至有些人为了开展独立运动到中国和日本等国家,反而被误认为间谍或者被编到中国部队成员没有留下姓名就失去了生命。而且解放以后,因为这部分人不属于中国人,所以现在在中国他们的名字逐渐被遗忘。 这一切都是在殖民地支配下韩国人所要忍受的悲惨的命运。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光复”这个概念所含盖的不是我们已经解脱了痛苦,而是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痛苦的记忆当中解脱出来。

2. 政治地形:历史性会面以及之后

我在中国留学时候的2005年4月26日,抵达南京綠口机场的国民党主席连战用这么一句话表达了他第一次正式踏上中国大陆的感想“从台北到实际上不是特别远的南京,我们竟然用了数十年的时间”。1946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自国民党的蒋介石和共产党的毛泽东之间进行会谈后,过了60年的今天,互相对着枪口敌视的双方终于在今天为了实现“一个中国,统一中国”的共同目标,握起了手。国民党主席的正式访问结束后不久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正式访问了大陆。

不管是韩半岛的南北朝鲜问题还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两岸问题,从本质上看我认为都是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不管是中国还是韩国,两国问题都是西方和日本侵略遗留下来的殖民地问题。所以目前对东亚各国来说最关键的课题还是怎么样才能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好分割的状态。

当时目睹着两岸最高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过程,我回想起了2000年发生的一件历史性事件。当时我本人是刚上神学院没多久的新生。现在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六月的初夏,正好忙于准备应对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看到了在平壤机场南北两国领导人握起了双手。看到这样一个场景,我作为一个韩国人同时作为一个基督教人认真思考了一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从那时候起为了南北韩和谐统一,我开始关注了中国和中国教会,并以它为契机决定到中国留学。之后过了五年,2005年我在中国作为第三者看到了中国人对待统一的热忱。而且又过了五年的今天,我又看到了还挣扎在冷战深渊当中的韩半岛和所谓CHIWAN(China+Taiwan)的紧密关系。

3. 经济、文化地形: 日益增进的韩中日间交流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有30年的今天,中国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逐渐成为影响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国家。经济方面从韩中日的相互依存度来看,韩国已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国,而中国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国,日本成为韩国和中国的第三大出口国。正如此韩中日三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并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关系体。

<表1>各国出口对象中排名前五的国家

(单位:百万美元)

排序 韩国 中国 日本
国家 金额 国家 金额 国家 金额
总收入 2008年度总收入

422,007

2008年度总收入

1,428,869

2008年度总收入

784,587

第一位 中国 91,389 美国 232,761 美国 137,689
第二位 美国 46,377 香港 184,289 中国 125,433
第三位 日本 28,252 日本 102,116 韩国 59,728
第四位 香港 19,772 韩国 56,129 台湾 46,296
第五位 新加坡 16,293 德国 48,729 香港 40,450

资料来源 :韩国贸易协会 [贸易统计]

而且这一点不但没有局限于经济方面,在政治外交上其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在解决“北核问题”的过程中位于北朝鲜临国的中国的影响力逐渐加大。而且在文化和教育交流方面中国和日本是韩流盛行的重要国家,目前在韩中日三国国家留学生中三国所占的比率最大,这一点说明了其密切程度有多深。 虽然在一些地方因为网络上传播的不实的消息,双方之间产生过不友好的感情,但我相信未来在各个领域韩中日三国之间的交流将会越来越密切。

4. 宗教地形

2001年发表的世界宗教人口统计结果显示,世界上基督教人口的比率逐年减少,相反伊斯兰教的人口持续增加。据预测这种伊斯兰教人口的逐渐增加将持续25年。

然而我们在关注世界宗教人口中基督教人口逐年减少的同时还应该注意观察一个情况。那就是每个大陆的基督教人口的增减情况。100年前基督教绝对是欧洲人的宗教,以1900年为介点来看的话整个欧洲基督教徒的人数占世界基督教徒人数的70%。当时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是欧洲人,亚洲的基督徒只占4%。但是100年前占据绝大多数地位的欧洲基督徒的比例从2000年开始急速减少到29%,相反100年前没有多少基督徒的非洲,拉美,亚洲的基督徒人数占据整个世界基督徒人数的60%。这种“非白人化”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更加深化。

那么说东亚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呢?比如日本,基督徒没有什么变化总是停留在少数人口当中,但韩国和中国则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首先我们来看看韩国的变化。2005年人口统计结果如下。

<表2>韩国的宗教人口

(单位: 人)

大韩民国总人口数 47,041,434
佛教徒人数 10,726,463(22.8%) 较1995年增加  405,000个人
基督徒人数 8,616,438(18.3%) 较1995年减少  144,000(- 1.6%)
天主教徒人数 5,146,147(10.9%) 较1995年增加2,195,000(+74.4%)

资料来源:大韩民国统计厅人口调查统计(2005年)

比如中国,199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发表的文件显示天主教徒人数约为400万人,基督教徒的人数约有1000万人,而2005年发表的文件中发现基督教徒的人数约有1600万人。但是很多人对中国政府发表的统计结果表明了持疑态度。

举一个例子的话,华东师范大学的邓秀君教授和刘中为教授在2007年2月7日在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的文章中写到根据对大约4500名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实际存在的基督徒人数要比中国政府发表的人数至少要多3倍。但这些统计数据只是包括了三自教会在内的居住在城市的高学历层信徒,如果把居住在农村的低学历信徒和家庭教会的信徒全部都包括进去的话,这个数据将达到8000万人左右。如果再加上天主教信徒的话,中国信仰基督的人数估计会达到一亿三千万人。而且不同于主张贫困和宗教连接在一起的马克思宗教理论,最近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城市的中产阶层中信徒人数逐渐增多。

Ⅱ. 两种地图 – 寻找东亚传教学的发展方向

我们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时一般靠的都是地图。 因此地图必须反映实际情况。但地图有的时候根据我们的需要或被夸张或被缩小或被省略掉。 比如地铁路线图,最重要的是我们上下车的地铁站的准确标识。如今认真思考东亚传教情况,特别是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和未知地的北韩我们应该绘制一副怎样的“传教地图”的时候,我本人想从两个不同的传统思想层面来简略地考虑这个问题。第一个是“耶稣会的传教神学”,另外一个是CMS(Church Mission Society)的传教理论即中国教会的正式神学“三自神学”。如果说前者在东亚国家算是纵轴的话,那么后者可以说是横轴。

1. 耶稣会的传教神学

受从1583年开始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中国传教影响,最初改为基督教的中国基督徒基本上由南京和北京的社会官僚阶层和士大夫来构成。尤其初期在中国基督教领导者中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杨廷筠(1562-1627)等三个人是被在中国活动的耶稣会传教师称作为“开教三大柱石”,是高级官僚或者属于正统士大夫的人物。在这三个最初当选为中国基督教领导人当中徐光启这个人从明朝职位排序还是从活动范围来看都能算是占据重要地位的代表中国第一代教会的人物。有关他的评价,明朝的历史记录之『明史』中评价他为信奉番夷宗教的反儒教的人物,而如今在大陆历史学界则把他评价为明朝末期为了拯救受压迫的农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帮助提高粮食生产量、改善水利设施,为后人留下功绩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典范。

那么明末清初对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基督教产生过强大影响力的以利玛窦为首的中国耶稣会传教士和他们这些人的灵性方面、神学方面的地图又会是怎样的呢?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灵性方面的地图。

耶稣会传教士的灵性地图来自耶稣会的创建者依纳爵(Ignatius of Loyola)。1521年在战争中受伤后回故乡的依纳爵在阅读圣人传和耶稣基督生平的过程中走进了悔改的旅程。后来他通过经历Montserrat的本尼迪克(Benedictine)修道院和Manresa洞穴里的冥想和神秘体验加深了对灵性的认识。当时的经历为后来编写『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作为一名比别人晚学的学生,在学习神学的过程中指导周围人学习神操。由于这个原因,他遭到启蒙派(Alumbrado)异端分子的嫌疑被移到宗教裁判所接受了严酷的考验。无奈他离开西班牙来到法国在巴黎大学接受了教育。他接受神学教育的巴黎大学蒙特归学校(Collège de Montaigu)是一所加尔文(Calvin)也曾经上过学的地方。在那里他和七个同学一起于1534年8月15日在巴黎的蒙马特山颠(Montmartre Hill)小圣堂成立了一所新的修道会。它这个修道会不象当时的修道会没有把“活动(Ministry)”和“灵性(Spirituality)”区分开,而热忠于帮助那些贫困的犹太人,并且把他们自己这样的灵性定性为“活动中的冥想(Contemplation in Action)”。因为这么一个特点,他们始终都要接受来自当时教会管理层的怀疑和牵制。因为象本笃会(Benedictine)、方济各会(Franciscan)、道明会(Dominican)等传统的修道会取的都是创建者的名字,然而依纳爵却打破这样一种惯例起了一个叫“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的名称。而且当时的修道院是依照中世纪修道院的基本『本笃规则』(The Rule of St. Benedict)通过自给自足坚持本地区定居主义和断绝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原则,相反 『耶稣会会宪』上则规定耶稣会所属师弟们的使命是“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定居下去”。这一规定来自依纳爵的灵性核心思想“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发现上帝(Finding God in All Things)”。 的依纳爵灵性核心思想 。在这么一个灵性思想的指导下城市不再是罪人回避的巢穴,是上帝的活动舞台,传教地的本土文化也不再是被否定的异教的信仰体系,是发现在从中重生的上帝的存在的传教的一个连接点。 这种精神就像为亚洲的传教事业奉献一生的弗朗西斯泽维尔(Francis Xavier)每当读依纳爵寄来的信和自己写回信的时候总是跪着一样,成为了对包括利玛窦在内的耶稣会传教士产生了强烈影响的灵性源泉。

接着让我们来看看神学方面的地图。

新大陆的发现和海洋航海技术的发达及加速发展的新知识和信息的积累向当时的世界观和学问体系提出了强烈的挑战的同时也向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观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质疑。其中最大的质疑投向了传教神学主题,怀疑在新大陆被发现的“新人类”是不是一群能够接受基督福音的人群。拉丁美洲的印地安人是不是具有“上帝的认知能力(Knowledge of God)”的人是对于当地的传教士和同时派遣传教士和殖民地开拓者的西班牙和教会来说在神学和政治方面成为了非常头痛的事情。这种最基本的传教学方面的质疑在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南部欧洲大学中屡屡提出的过程中传统的神学体系和古典模式被解释为不合实际情况,并开始用新的观点重新解释。西班牙名校 萨拉曼卡大学正是 主导这项新观点的学校,在其中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被人们称之为 “基督徒苏格拉底(Christian Socrates)”道明会士Francisco de Vitoria(1486-1546)。 他曾经重新解释过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异教徒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is),主张印地安人和欧洲人一样同样具有辨识上帝的知识人的“第一本性(Prima Praecepta)”。他认为印地安人不接受福音不认上帝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第二本性(Secunda Praecepta)”受到了污染。如果改善他们的教育和居住环境,帮助他们从鬼神的沉迷中挣脱出来,他们不仅也会跟欧洲人一样过起文明生活,而且作为上帝的儿女也能分享到人生的所有权利。通过拉丁美洲传教报告书被重新解释的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的第二托马斯主义在16世纪后期被介绍到被称之为耶稣会大学母体的罗马大学(Collegio Romano)开始接受为耶稣会的核心神学基调,而且这种新托马斯阿奎那理论为像利玛窦和诺比理(Roberto de Nobili,1577-1656)等初期的耶稣会传教士提供了变革性的传教神学“典范(paradigm)”。 1583年来到中国大陆的利玛窦主张在中国人本性中第一本性里占据着对古代儒教唯一神上帝的信仰,提出了叫“历史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的创造性传教理论。

这种传教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神学,并且通过这样一种“神学的反省(Theological Reflection)”重新建立思想,并在实践检验过程中让人感受到耶稣会传教不仅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2. 三自神学

三自指的是自治、自养、自传,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基督教的基本原则。它是 1950年5月2日经过基督教代表和周恩来总理的三次会谈,以吳耀宗为代表的基督徒发表的 <基督教宣言>后开始建立起来的。该宣言的宗旨是清算基督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在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下对教会进行彻底的改革。丁光训主教认为基督教能够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存续下去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教会的内在因素,也就是基督徒自发组织的三自爱国运动,第二是教会的外在因素,即在求同存異的统一战线政策下中国人民共和国主张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这种既是中国基督教的原则又是中国宗教政策的基本理论的三自原理实际上和圣公会教会和传教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1841年被任命为教会宣教会(Church Mission Society)干事的亨利樊(Henry Venn, 1796-1873)通过1850年撰写的『原住民教会组织』一书提出了“宣教会的末日(Euthanasia of mission)”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传教士应该做的工作就是在自治、自传、自养原则下建立教会。他的这一三自原则来自使徒保罗的宣教思想。

亨利樊提出的自治、自传、自养的宣教神学原则从追溯历史的观点来看的话和英国教会的成立有着很深的关联。欧洲民族意识的建立是通过宗教改革来完成的。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的精神支柱普遍主义(Catholicism)直在支配着整个欧洲。但是十字军战争、鼠瘟的猖獗以及活字印刷术和航海技术的发达等使划一性的秩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因此宗教改革可以说是在那么一个时代背景下利用当时的宗教思维方式和语言体系获得新出路,是近代民族主义的黎明来临也是近代思想体系的萌芽。其中英国教会对罗马基督教会主张“自治”,并自传从大陆传过来的加尔文派的-比如通过提出公祷书维护了英国教会的“自传”思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代表圣公会“中庸之道(Via Media)”的“自养”思想也得到了传扬。

正如此我认为中国教会和圣公会神学和教会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从教会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虽然中国教会和英国教会各自所处的背景不同,但是从民族主义观点来看的话两国教会有着本质上的一致。 在实行宗教改革的时候,如果英国教会同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教会一样脱离罗马教会的管理建立自治的教会,那么中国教会可以说是通过三自运动脱离西方教会的管理建立了中国人自治管理的教会。

第二,从传教的观点来看,中国教会在开展寻找属于自己的教会的活动过程中需要的是一副“地图”。圣公会的传教神学尤其是三自原则为中国教会提供了一副传教地图。

第三,从神学的观点来看,圣公会主张的包容性原则中包括教会和国家之间,教会内各教派之间缩小对神学观点的差异。

Ⅲ. 同一个梦想:走向大同的实践过程中留给我们的课题

本人为了寻找东亚圣公会传教方向考察了四个地形-记忆的地形、政治地形、经济文化地形、宗教地形和两个地图即耶稣会传教神学和圣公会和中国教会三自神学地图。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二十一世纪应该怎样付与实践呢?我本人建议在实践过程中应考虑以下三点问题。

第一,互相理解。圣公会不像天主教,它不追求中央集权性原理,也不像长老教追求个别化原理。圣公会可以说是以教区为中心结成的地区教会之间了“联合体(coalition)”。这种中庸的组织形式要想更好地运营下去,应该加深地区教会间的相互理解和紧密联系。Crossing Boundaries!不要仅仅局限在各自的一个框架里,应该超越这个框架努力去理解对方教会,其他地区甚至要去理解除圣公会以外的教会和社会。

第二,寻找连接点。在互相理解的过程中会逐渐发展成为寻找双方共同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分析自身在现实当中所具有的能量。选择和集中的原理! 在各种合作的可能性当中我们应该筛选出我们能够合作好的部分,然后集中精力投入到合作上面去。

第三,为实现共同的梦想努力奋进。假设这里有一对热恋的情侣。两个人用充满爱意的眼神注视着对方。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不得不选择为同一目标去努力。那个目标有可能是连接他们两个人的孩子,有可能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人生目标。就像这对情人一样,我们去思考过去,憧憬未来也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目标需要我们去实现。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我们会逐渐成为一个“大同”。

让那些截然不同又伤痕累累的记忆成为大同,观念相左矛盾重重的政治地形成为大同,互不理解,仇视对方的宗教地形成为大同,难道这不就是东亚圣公会留给历史的答案吗?

(2010年2月在韩国韩日圣公会神学者协会举行的“东北亚的历史、圣公会”研讨会的论文)